□本报记者 杨蕾

　　连任全国政协委员后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，将在新一届任期内，继续与假货治理“死磕”。

　　当前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，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，威胁着诚信体系建设。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，也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隐蔽作案、分工流窜的条件。互联网时代的制售假犯罪的隐蔽手段层出不穷，产业链分离，供应链的传统渠道与互联网渠道相互交叉，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假货跨国境、跨平台流窜的现象，给打击制售假犯罪提出了巨大的挑战。

　　朱征夫在今年《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》的提案中表示，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，而是在线下。假货源头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、行业性、领域性假货带上，分工越发细致，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。根据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《2017年打假年报》公布的信息，制售假团伙跨国境、跨平台流窜现象越来越严重，一些制售假分子已经开始向微信朋友圈、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其他电商平台转移；另一些制假分子甚至搭建了海外网站，通过国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。

　　正因为跨国境、跨平台销售假货成为越来越常见的隐蔽手段，这给制售假犯罪的治理和打击造成诸多困难。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，定罪量刑的标准均是以非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为唯一的依据。朱征夫认为，“唯数额论”在跨平台、跨国境的售假中很难取证、认证，社交平台售假的监管滞后也会造成定罪量刑难，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发，则会带来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等诸多难题。

　　在一场“两会大家谈”的视频访谈节目中，朱征夫讲述了自己不久前暗访假货产业带的情况。为深入了解假货产业带现状，今年2月，朱征夫在某皮具城进行了一场暗访调研，亲眼目睹了一笔假包“国际贸易”。

　　“简直惊心动魄。”他万万没想到，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肆意售卖。

　　除了让朱征夫“惊心动魄”的假货皮具城，近期舆论关注的河南假冒避孕套、贵州灌装假茅台、莆田假鞋鬼市等，都充分证明了假货产业带打而不绝、难以根治。朱征夫认为，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，“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，要对假货人人喊打”。因此，他今年再次提交“打假”主题提案，提议要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，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，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。

　　朱征夫在提案中表示，由于制售假入刑门槛高，导致制售假犯罪成本低，累犯、再犯现象凸显。据介绍，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、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法定刑档为3到7年。这一法定刑档从1997年修订的刑法开始，沿用至今。即使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发展，制售假犯罪的收益也随之增长，但本法条未曾有修改。在提案中，朱征夫引用阿里巴巴提供的公开信息，阿里巴巴打假团队在2016年协助广州警方捣毀假冒LV生产工厂，但幕后老板逃脱后继续从事制售假。在2017年，阿里配合警方打掉该幕后老板在佛山制假窝点，彻底捣毁线下的生产工厂、仓储物流点和批发档口。他认为，假货源头在线下，然而犯罪违法成本过低，刑法的惩治威慑力并不足以遏制制售假犯罪行为。

　　正如《2017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报告》所述，虽然2017年，在执法机关、品牌权利人、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下，网络假货治理取得了历史性突破，但实践也证明，制售假行为不会因为一时的重视而禁绝，制假售假者一定会变换各种方式，对抗法律和监管。

　　因此，朱征夫建议，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，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，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。同时加大对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，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，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。